1949年10月1日，开国大典上，杨虎站在城楼上，望着广场上的红旗和欢呼的人群，内心感慨万千。作为曾经的元老，他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。谁能想到，就在9年前，他还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，上海警备司令。然而此时此刻，他却因为在解放战争期间为提供重要情报，而受到如此礼遇。但命运的转折往往出人意料，仅仅9年之后，一封从深圳寄往北京的密函，却让他从天堂跌入地狱。1958年秋天，毛主席看完这封密函后，立即下令逮捕这位曾经的功臣。究竟是怎样的密函，让主席如此震怒？这9年间，杨虎又经历了什么，让他从开国功臣沦为阶下囚？
1890年，杨虎出生在浙江省嘉兴市的一个贫困农家。当时正值清末民初，天灾人祸不断，他的父亲为维持一家生计，不得不将年仅六岁的杨虎过继给邻村富户杨允龙家中。这段经历给年幼的杨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在他心中种下了反抗命运的种子。
杨允龙夫妇虽然给了杨虎优渥的生活环境，但养子的身份始终让他感到自卑。十岁那年，杨允龙将他送入私塾读书。在私塾中，杨虎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聪慧，短短两年就能熟读四书五经。然而，他并不满足于翻读圣贤书，对于当时的时局形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。
1905年，年仅15岁的杨虎便偷偷跑去参加同盟会组织的反清活动。在一次秘密集会上，他认识了当地的革命党人张子华。张子华看中杨虎的胆识，将他介绍到杭州讲武学堂就读。在讲武学堂期间，杨虎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，还参与了多次反清活动。
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，杨虎积极投身革命事业。他率领讲武学堂的同学们组织了一支革命武装，参与了浙江光复的战斗。由于表现突出，他很快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。
1912年，在孙中山的推荐下，杨虎被任命为浙江省警备部队的副官。这是他军旅生涯的开始，也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在此期间，他展现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能力。
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，杨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战争。在战斗中，他指挥得当，多次完成突击任务，立下战功。尤其是在浙江金华一战中，他带领部队成功突破敌军防线，为反袁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孙中山对杨虎的能力十分赏识，将他提拔为第二军军长。正是在这一段时期，他结识了同样年轻有为的蒋介石。两人在军中相谈甚欢，都觉得自身肩负着振兴中华的重任。蒋介石欣赏杨虎的军事才能，而杨虎则被蒋介石的政治抱负所吸引。
随后的北伐战争中，杨虎率领部队屡建战功。他先后参与了武汉、南京等重要战役，为北伐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在这期间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愈发密切，最终两人在南京结为异姓兄弟。这一结拜让杨虎在军中的地位更加稳固，也为他日后在上海的发展铺平了道路。
1938年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婚姻风波彻底改变了杨虎的政治生涯。当时，重庆卫戍司令一职悬而未决，宋美龄看中了杨虎的儿子杨安国，并为他安排了一门亲事。这门婚事的女方是要员陈果夫的侄女陈小凤，若是联姻成功，不仅能让杨虎父子在政坛上更进一步，还能巩固蒋介石的政治势力。
然而，婚礼当天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故。在数百宾客齐聚的重庆嘉陵饭店，新郎杨安国竟然不告而别。宴会厅内，身着凤冠霞帔的新娘陈小凤独自站在主席台上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事后调查发现，杨安国早已与重庆大学的女学生李芸订婚，这次逃婚其实就是对政治联姻的反抗。
这一事件激怒了宋美龄。在当月的中央常委会上，宋美龄公开指责杨虎管教无方，并质疑其治家能力。她认为，一个连家庭都无法管理好的人，更不可能担当重要职务。在她的建议下，重庆卫戍司令一职最终由刘峙接任。
杨虎从此被排挤出权力核心。1939年初，他被调任为中央监察委员，这个没有实权的职位等同于政治上的变相失势。面对这种局面，杨虎开始寻求其他出路。他以自己在上海积累的人脉为基础，筹建了＂东方保险公司＂。
然而，经商并非杨虎所长。1940年，＂东方保险公司＂因经营不善而倒闭，投资的大部分资金打了水漂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还因此欠下了巨额债务。债主们天天上门讨债，让他的声誉受到极大损害。
1941年，杨虎向蒋介石求助，希望能得到一些。但蒋介石不仅没有施以援手，反而指责他不该贸然涉足商界。这次谈话中，蒋介石的态度冷淡，让杨虎感到深深的失望。
就在这时，杨虎的老朋友杨杰向他伸出了援手。杨杰不仅帮他还清了部分债务，还邀请他参加每周在自己公寓举行的座谈会。这个座谈会表面上讨论时局，实际上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反对蒋介石独裁的秘密团体。李济深、谭平山等主张和平的政界人士也经常参与其中。
1943年，杨虎在一次座谈会上公开批评了蒋介石的军事独裁，这番言论很快传到了蒋介石耳中。蒋介石随即下令撤销了杨虎的中央监察委员职务，并暗中派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至此，这对曾经的结拜兄弟彻底决裂。
1944年春天，上海德律风路一家不起眼的茶馆里，杨虎与周恩来进行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秘密会晤。这次会面是通过地下党员李克农的引荐促成的。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中，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杨虎对高层内部情况的了解，特别是蒋介石对日作战的真实态度。
这次会面后，杨虎开始暗中为工作。他利用自己在上海滩上的影响力，为地下党员提供安全屋。他将自己位于静安寺路的私宅改造成了一个秘密联络点，在这里先后接待过刘晓、潘汉年等重要地下党员。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杨虎通过特殊渠道获知蒋介石准备在南京、上海等地部署军队，意图对发动全面进攻的消息。他立即通过地下党的联络网，将这一重要情报传递给了延安。延安方面据此调整了战略部署，避免了可能的重大损失。
1946年初，特务机关开始怀疑杨虎的政治立场。一天深夜，几名便衣特务闯入他的住所进行搜查，所幸重要文件已提前转移。这次事件之后，杨虎更加谨慎。他将联络方式改为定期在不同的地点与地下党接头，每次会面时间不超过十分钟。
1947年夏天，蒋介石派人传话，邀请杨虎去南京＂叙旧＂。但通过地下党的情报网，杨虎得知这是一个圈套。蒋介石已经掌握了部分证据，准备以＂通匪罪＂逮捕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杨虎决定推脱病重不能成行。
同年冬天，情况变得更危急。特务头子毛人凤下令在上海、南京等地严密搜捕地下组织。杨虎的多处房产被特务盯梢，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限制。就在这时，潘汉年策划了一次秘密营救行动。
1948年1月的一个雨夜，杨虎化装成英国商人，在地下党员的掩护下，搭乘一艘英籍商船离开上海。商船驶抵天津后，他又辗转到达解放区。蒋介石得知此事后震怒，立即通令全国通缉杨虎，并派出特工前往香港、澳门等地搜捕。
到达解放区后，杨虎立即投入工作。他通过你自己多年来对军事部署的了解，为绘制了一份详细的情报地图。这份地图不仅标注了在长江以南的主要军事设施，还包括了许多秘密机场和军火库的具置。这些情报为后来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1949年4月，百万雄师强渡长江。在这次战役中，杨虎提供的情报再次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。他详细说明了南京城防的薄弱环节，使能快速突破的防线。南京解放后，他被任命为军管会顾问，协助接管工作。
1949年10月后，杨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，同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。在这一个位置上，他开始接触到许多重要的国家。起初，他依然保持着对新中国的忠诚，热情参加各项建设工作。
1950年春，杨虎被派往香港，负责联络海外华侨工作。在香港期间，他重新接触到了一些旧时的要员。这些人中，有不少是他在上海时期的老朋友。他们经常在跑马地的茶楼聚会，表面上谈论商业投资，实际上却在打探大陆的政治动向。
1951年，杨虎开始利用职务之便，将一些中央政府的内部文件通过香港的特殊渠道传递给台湾。这些文件包括了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、外交政策走向等重要信息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将文件藏在从大陆运往香港的古董字画中，通过收藏界的关系网络转运。
1953年，杨虎的行为引起了中央的警觉。一次例行检查中，海关人员发现他携带的一幅山水画中夹藏着可疑文件。但由于他的身份特殊，这件事暂时被压了下来。中央派人暗中对他展开调查，发现他在香港的活动轨迹十分可疑。
1955年，情况出现了重大转折。杨虎的一名助手在醉酒后，向香港的一家报社透露了一些敏感信息。这一条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。中央立即派出专门的工作组赴港调查。工作组在杨虎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大量复写的密件底稿。
1956年初，为了逃避调查，杨虎借口视察华侨工作，频繁往来于香港和澳门之间。他开始将自己在大陆的资产逐步转移到海外，并通过种种渠道向台湾方面表达投诚的意愿。
1957年夏天，杨虎在深圳主持一次华侨座谈会时，遇到了一位自称是台湾派来的特工。这名特工向他传达了台湾当局的秘密指示：希望他能继续留在大陆，搜集更多的情报。作为回报，台湾方面承诺给予他丰厚的报酬和政治地位。
1958年9月，事情终于败露。一封从深圳寄往北京的密函揭露了杨虎的所有罪行。这封密函是一名与他有过接触的台湾特工写的，详细记录了杨虎这些年来的叛国行为。密函中不仅列举了他向台湾提供情报的具体时间和内容，还附上了相关的资金往来证明。
这封密函递交到中央后，立即引起了格外的重视。经过缜密调查，专案组掌握了确凿的证据。1958年10月15日，杨虎在北京被正式逮捕。搜查其住所时，调查人员还发现了大量尚未来得及销毁的密件和通信记录。
1958年11月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杨虎案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审理。起诉书显示，杨虎在1951年至1958年期间，先后向台湾当局提供了136份，这中间还包括31份最高机密级别的。这些文件涉及新中国的军事部署、经济规划和外交战略等多个领域。
庭审期间，检方出示了大量确凿证据。其中最关键的是一份台湾情报部门的收款记录，详细记载了杨虎收受间谍经费的时间和金额。这份记录显示，七年间杨虎共收受台币折合人民币约68万元，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200年的工资总和。
1959年1月，法院对杨虎案作出一审判决。判决书指出，杨虎不仅背叛了国家，还利用其政协委员的身份打探军事机密。尤其是在1954年，他将一份关于沿海防务部署的绝密文件透露给台湾方面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法院依法判处杨虎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没收全部个人财产。
杨虎不服一审判决，提出上诉。他在上诉书中声称自己是被台湾特工胁迫的，并表示愿意戴罪立功。但第二次开庭时，检方提供了新的证据：杨虎在香港开设的多个秘密银行账户，这些账户都与台湾情报机构有资金往来。这些新证据彻底粉碎了他的辩解。
1959年3月，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在这份终审判决书中，法院特别指出杨虎案的严重性：他不是一般的叛国投敌分子，而是利用其特殊身份，有组织、有计划地从事间谍活动，其行为已严重危害国家安全。
1959年4月15日清晨，杨虎在北京市郊区的一处刑场被执行死刑。据现场见证人回忆，行刑前，杨虎从始至终保持沉默。他拒绝了最后的饭菜，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。行刑结束后，其遗体被就地掩埋，墓碑上只刻着一个编号。
杨虎案的余波持续了很久。专案组对与他有密切往来的人员进行了全面清查。调查显示，他在香港期间发展了一个由12人组成的情报网，这些人分布在政府、军队等多个部门。随后，这些人也陆续被捕并受到审判。
1960年，有关部门对杨虎案进行了全面总结。据统计，他叛国期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多万元，而造成的政治影响和安全风险隐患则难以估量。这个案件也促使中央对党政机关的保密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，建立了更为严密的文件管理制度。
1961年，杨虎的家属被要求迁出北京。他们的户口被迁至河北省一个偏远农村，此后多年都处于受监管状态。他的子女也因此失去了升学和就业机会，只能在农村从事体力劳动。直到1980年，他们的政治待遇才逐步得到一定的改善。
